砥礪前行中的合作社

凌晨五點多，立冬后的村莊道路兩側被雪像棉被一樣覆蓋著。不遠處，幾家屋頂上已有炊煙升起。走在村里的馬路上，凜冽的空氣讓人不由得加快腳步。村民們一天的生活也從此時開始。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克山縣河南鄉仁發村，這個常住人口不到500人的村莊，人均年齡55歲。如今的仁發村是2001年7月由原仁和、萬發兩個村合并而成。該村距河南鄉政府約5公里，碾北公路貫穿全村，現有土地面積近3萬畝，種植作物以玉米、大豆為主，兼有小面積高粱、雜豆。

仁發村的知名，更多是因為村里的合作社曾經非常輝煌，合作社為村民的耕作提供了更好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與仁發村類似，很多村莊因為合作社這一發展“引擎”，實現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也反過來推動了合作社高質量發展，讓合作社之路越走越寬。在合作社發展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影響合作社的發展？新時期合作社發展又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

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小生產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農業合作社成為整合農村社會服務資源、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必由之路。這一點，仁發村黨支部書記張德軍感觸頗深。

“我從小時候記事兒起，就是用牛馬耕地，一天也就能耕種10畝地左右。到了90年代，生產方式有了改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富錦’牌四輪拖拉機，一天能耕種70畝地左右。到了最近十幾年，村里開始有了大型機械化設備，一天耕700多畝地不費勁兒！”張德軍回憶說。

大型農機具的規模效益明顯，只有大面積連片耕作才能降低生產成本、獲得經營效益。生產經營方式的變化不僅解放了勞動力，生產效率也得到提高。尤其在廣袤的東北，這種優勢被進一步放大。

2009年10月，仁發村李鳳玉等7戶農民組建了克山縣仁發現代農業農機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仁發合作社”），仁發村發展進入“加速度”階段也從此開始。

“成立之初的幾年，全國各地都來參觀，那叫一個輝煌！”村民劉友回憶起當年的場景，依然激動不已。他見證了村里合作社從無到有，再到發展壯大的歷程。

2010年，在時任理事長李鳳玉的努力奔走下，合作社代耕土地6萬畝，又從農民手中流轉了1100畝。但由于流轉價和市場價相差無幾，農民土地入社積極性不高，不少大型農業機械因“吃不飽”閑置。加上代耕利潤小，合作社年收益僅13萬元，有人甚至提出退社。

“最開始李鳳玉找我入社，我是有疑慮的。那時候怕效益不好，土地流轉出去要不回來了！”劉友坦言，最開始自己也并不看好合作社。

劉友的擔憂不無道理。此前，劉友家45畝土地輪作玉米和大豆，閑暇時出去打零工，日子還不錯。因此，他并不想承擔太大的風險，村里和劉友一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但在查閱相關資料后，劉友抱著試一試的態度于2012年2月加入了合作社，正是這次嘗試讓劉友嘗到了入社的甜頭。

為吸引農民以土地入社，2011年，合作社以高出當時市場價100元的價格，即每畝350元流轉了1.5萬畝土地，涉及314戶農民。那一年，仁發合作社包括土地折資和農機補貼在內的各項投入共2622萬元，支付社員土地流轉費用后盈余817萬元，即每投資1元收益0.31元，每畝土地折資收益108元。

張德軍當時是合作社副理事長。他算了一筆賬：當年，農機補貼共收益384.7萬元，戶均1.23萬元，畝均255元。這樣，每畝土地收益為350+108+255=713元。

從那時起，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仁發合作社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漸成長為全國合作社的標桿，探索出了一條漸趨成熟的農民合作社發展路徑，“仁發模式”在全國推廣。合作社發起人李鳳玉也因此當選為首屆“全國十佳農民”。

“全國十佳農民”為農業農村部自2014年起實施的遴選資助項目，每年遴選十位優秀農民，由中華農業科教基金會進行資助，助力其發揮潛能。

但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仁發合作社也進入了瓶頸期，該合作社負責人李鳳玉因個人原因逐漸淡出了合作社的管理隊伍。為了進一步發展壯大仁發合作社，通過克山縣委、縣政府的牽線搭橋，2020年初，仁發村引進廣東云鷹農業集團有限公司成為仁發合作社的新成員，嚴格依法依規運營。

安徽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胡聯教授曾專門研究了仁發合作社的案例，發現在仁發合作社發展過程中，以李鳳玉為代表的骨干社員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對仁發合作社成員進行深入的研究剖析后，胡聯團隊發現，合作社中骨干農戶平均收益遠大于其他農戶，但資本收益有限，其他農戶收入實現了較快增長。

“在仁發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包括李鳳玉在內的7位參與創辦的骨干農戶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仁發合作社骨干社員努力爭取國家配套資金，并提議把國家配套資金形成的農機具等資產按戶平均量化分配給所有加入合作社的農戶并參與分紅，有力促進了合作社的發展，也激發了社員積極性。此外，骨干農戶推動了仁發合作社制度的規范化，如每年定期召開兩次社員代表大會，嚴格控制資本收益等。”胡聯說。

此外，“仁發模式”成功之處還在于其在推動農業社會化服務中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孔祥智與重慶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穆娜娜博士曾以黑龍江省克山縣的仁發合作社和河南省滎陽市的新田地合作社為研究對象，對比分析探索交易成本與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

“交易成本會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的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一體化協作所降低的市場交易成本與其增加的內部交易成本之差越大，農業社會化服務供需雙方通過一體化協作獲得的凈收益就越高，雙方選擇一體化協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仁發合作社的發展模式就是這樣。”孔祥智說。

類似的經驗做法如今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全國勞動模范、2023年“全國十佳農民”稱號獲得者孫民的例子。孫民是吉林榆樹市大坡鎮孫老樂種植家庭農場的負責人，同時還擔任民興農牧專業合作社聯合社理事長一職。

民興農牧專業合作社聯合社理事長孫民在展示自己養殖的澳洲藍龍蝦。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祖爽 攝

近幾年，黑龍江成功研制出“寒地小龍蝦”，這給在吉林省的孫民重要的啟發。“都在東北，距離這么近，人家能干，咱應該也可以！”

于是，孫民發揮骨干帶頭人的積極作用，主動與科研單位合作，在專家指導下引進澳洲龍蝦的蝦苗，并通過建造智能化溫室提高保苗率和養殖成活率，“稻蝦共養”啟航。試驗成功后，合作社的成員也在孫民的帶領下開始發展“稻蝦共養”模式。

民興農牧專業合作社聯合社此前已經打造了自己的產品品牌，注冊了“孫老樂”商標，同時“孫老樂”品牌大米2021年被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評為綠色食品A級標準，并榮獲2023年中國綠色食品博覽會金獎，“孫老樂”品牌成為一張“金名片”。鑒于此，孫民打算借著這一基礎如法炮制，讓小龍蝦產品也走上品牌化發展的道路。

“大坡鎮是吉林省水稻生產基地，水稻種植是鎮里的主要產業之一，但小龍蝦養殖在這里還是一片空白，如果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這樣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能帶動當地農戶發展‘稻蝦共養’，前景還是很可觀的。”大坡鎮政府相關負責人表示。

除了骨干成員的作用，外部的因素也要重視。顯然，合作社的發展需要各方力量的持續投入并形成合力，以此實現合作社降本增效、更好為合作社成員提供社會化服務。

“合作社的發展要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降低社會化服務的市場交易成本。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供需雙方的垂直協作緊密程度，有助于降低社會化服務的市場交易成本。在既定的垂直協作模式下，則需要不斷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高社會化服務的質量與市場范圍，以緩解市場交易成本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負面影響。具體來看，需要政府、科研機構、高校以及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充分發揮各自在農業社會化服務中的作用。”穆娜娜表示。

胡聯認為，對合作社而言，政府精準施策至關重要，“縱觀各國，外部支持對促進合作社健康發展很重要，因此政府要精準施策，尤其對運行規范、嚴格限制資本報酬、有較強服務功能、有較大經營規模、增收效果明顯的合作社，提供優惠政策以促進合作社的發展。”

我國地域廣大，農民合作社的發展各具特點和經驗。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合作社也隨著時代浪潮的發展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

20世紀50年代，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逐步推開，此后實現了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從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以來，新型合作經濟重新走上正軌并實現了蓬勃發展。

總體上看，農民合作社作為我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重要組織載體，現已進入從數量增長向量質并舉轉變的關鍵階段。

在浙江省蘭溪市女埠街道，當地依托“黨組織+合作社+農戶”發展模式，打造“匯小甜”共富工坊，構建“甘蔗共富”產業帶，推動合作再升級，促進蔗農和村集體增收。千喜 攝

黨的十八大以來，合作社發展進入“快車道”。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使用“農民合作社”概念，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開展農民合作社規范提升行動”。

近年來，在農民合作社的發展實踐中，在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以及農民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合作社如何高質量發展成為當下的一道“必答題”。在諸多基層實踐中，涌現出了以合作社辦公司為典型的經驗做法，逐漸成為合作社延伸農業產業鏈條、增強市場開拓能力、推動農業科技創新的重要趨勢，并得到了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支持。

2017年1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第十八條指出，“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依法向公司等企業投資，以其出資額為限對所投資企業承擔責任。”同時，2022年發布的《農業農村部關于實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升行動的通知》也明確提出要推動農民合作社辦公司，“鼓勵農民合作社根據發展需要，采取出資新設、收購或入股等形式辦公司，以所辦公司為平臺整合資源要素、延長產業鏈條、提升經營效益。引導農民合作社與所辦公司獨立核算，明晰產權關系，合理分配利益，確保可持續發展。各地要加強農民合作社辦公司觀察點跟蹤調研、觀摩交流和經驗總結推廣。”

于是，農民合作社辦公司開始成為一種潮流。據我國市場監管部門登記注冊信息統計，截至2022年底，全國有11174家農民合作社投資了9481家公司（含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投入公司的股金總額共計463.6億元，合作社社均對公司股金投入達到414.9萬元。

仔細盤點一些發展較好的合作社，都不難發現類似的經驗做法。黑龍江五常市王家屯現代農業農機專業合作社以“龍頭企業+合作社+持股公司+村經濟合作社+農民”的創新模式，帶動周邊多個村落的村民種植水稻。這樣的舉措讓合作社配備了包括拖拉機、翻地犁、插秧機、收割機、農用小飛機等在內的292臺現代化農機具，顯著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使合作社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大量農業作業，從而提高了生產力和整體收益。

“農民合作社和公司是兩種不同的組織類型，兩者在組建基礎、存續目的、行動邏輯等方面有著本質區別，兩者的結合也有著自身發展的必然邏輯。”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經營體制研究室主任譚智心研究員分析，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農民合作社的親農益農性使得其在產業鏈前端具有天然的組織優勢；而公司在組織塑造與經營運作上的高效率與延展性，使其更受市場青睞。在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兩種組織形式的有效結合，不僅可以更好地完成農業產業鏈上下游的資源整合，而且可以更好地發揮各自組織優勢，獲得更多的政策和社會資源支持。

因此，合作社辦公司成為我國眾多合作社發展轉型的主動選擇，這也符合國際合作社發展的一般規律。

在合作社發展轉型浪潮中，也產生了一批“弄潮兒”，走在了合作社辦公司的前列。湖北省廣水市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021年起，廣水市堅持黨建引領，突出農村集體所有制性質，突出農民主體地位，大力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引導有條件的村創辦鄉村合作公司。短短幾年間，廣水市鄉村合作公司就如雨后春筍般拔節生長。

廣水市產業發展服務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5月，廣水市共成立市級合作公司1家、鎮級合作公司8家、村級合作公司211家，以資源開發、資產經營、服務創收、旅游撬動、電子商務等多種業態推進鄉村產業發展，蹚出了一條發展鄉村合作公司推動鄉村振興、助力共同富裕的新路徑。

十里街道雙塘村曾是廣水市典型的軟弱渙散村。成立鄉村合作公司后，該村現已形成大棚蔬菜種植、油料加工、農機服務等十大產業。

“為發展好合作公司，我們特地聘請了兩名職業經理人，分別負責生產和銷售，向精耕細作要產量，向精細管理要效益，向精研市場要銷路。”駐村第一書記劉華宇談及村里的變化感觸頗深。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社辦公司的模式雖好，但由于我國農民合作社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合作社規范化水平有待提升，在主導成立公司或參與公司運營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明確并加以解決。

在譚智心看來，當前，農民合作社辦公司存在理解和認識偏差、戰略目標與業務定位有待厘清、管理與運營關系有待理順、財產與財務管理亟待規范等主要問題。

對此，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文婧也深有同感：“農民合作社辦公司是延長農業產業鏈條、增強合作社服務功能、提升合作社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也是合作社發展的重要趨勢。針對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辦公司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亟待從思想上加強對合作社辦公司的認知，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規范，明確合作社辦公司的定位、管理、運營、分配等重要事項，特別是要加強財務管理和會計規范，推動合作社辦公司實現穩步有序健康發展。”

近年來，很多地方通過不同合作社的聯合，構建新型農業經營組合體“聯合社”，在村莊層面建立起更加高效、合理的生產要素配置與治理結構，為鄉村產業結構合理布局和新型農業經營秩序的形成奠定了組織基礎，也成為合作社可持續發展的一次有益探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三個以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礎上，可以出資設立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這為合作社聯合社的設立與發展奠定了法律基礎。

廣東省多地已經開展了許多嘗試。如成立于2012年12月、注冊資本為980萬元的河源市雙豐收農產品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是一個走聯合社發展路子的典型。

該合作社瞄準制約農民合作社發展的銷路窄等痛點、難點問題，以聯合社為平臺，以產業發展為紐帶，建立了大型農產品流通基地，由河源市農產品流通中心有限公司運營，采取“線上線下+旅游服務”的經營模式，帶領成員共闖市場，拓寬銷售渠道，促進產業發展和農戶增收。

“我們現有生產基地面積1000多畝，分布在源城區高塘村、埔前鎮雙頭村、東源縣順天鎮、和平縣上陵鎮、龍川縣上坪鎮、贛州市尋烏縣，主要種植經營項目食用菌、靈芝、茶樹菇、蔬菜等生產、加工、銷售業務。”合作社負責人表示。

記者了解到，2014年12月，聯合社出資建立了河源市農產品流通中心有限公司。該公司通過與聯合社互相合作的方式實現利益聯結，并按持有股份情況實現利益分配。以雙方共同建立的農產品流通基地為紐帶，在生產、加工環節由聯合社負責聯農帶動，在銷售環節由公司拓展銷售渠道，所得收益按照持有股份比例進行分配。

此外，山東莒南縣也圍繞破解單個村發展空間受限、要素資源不足、獨立發展弱等問題，探索實施了鄉村振興示范片區“聚力提質”行動。即通過跨村聯建合作社聯合社等方式推動村莊連片“抱團”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如莒南縣祥和土地股份合作社帶頭發起，聯合孫官莊、彭嶺、韓嶺等5個相鄰片區村的合作社成立聯合社，實行了全過程統一運營。這一舉措打破了不同村莊之間的界限，整合了土地資源，最終與周邊村莊聯合起來，實現了連片種植、共同發展。

這樣的案例如今并不少見。那么，在成立聯合社后，如何讓生產要素配置更高效，從而進一步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標準化和市場化？

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谷玉良在考察湖南省部分合作社發展模式與運營情況后認為，在不同合作社組建聯合社基礎上，以聯合社為中心，與縣供銷社和農村信用社在村級層面整合組建“三社合一”綜合服務站，可以有效解決為農服務能力跟不上產業發展需求的“痼疾”，實現從農業生產經營合作組織向產購銷一體化組織的拓展。

谷玉良認為，從邏輯上來看，主要是通過變革經營組織與為農服務組織管理模式，重塑農業發展秩序、通過流程再造提升產業發展協同性、通過強化組織功能匹配農業產業發展新需求。同時，在“社社聯合”和“三社合一”基礎上建立農村產業發展新型組織化格局，有助于解決以往鄉村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政府、市場與其他各類為農服務主體應當進一步提高組織化程度，以便為農村提供更加高效的本地化產業發展服務。與此同時，‘社社聯合’與‘三社合一’的再組織化過程也啟示我們，通過變革管理、再造流程、優化結構、強化功能等方式進行組織再造有助于推進鄉村產業振興。鄉村產業的再組織化重塑了鄉村發展秩序，讓生產經營和服務環節產生的利潤真正留在聯合社內部，讓廣大農民社員可以分享更多的利益或價值增值，為進一步推動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谷玉良說。

為了鼓勵更多經營主體像李鳳玉一樣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帶動村民增收，各省也紛紛推出相關舉措。以李鳳玉所在的黑龍江省為例，該省農業農村廳日前發布《2024年黑龍江省高素質農民培育工作實施方案》。

根據該《方案》，黑龍江省將分層次、分區域、分類別、分模塊培育高素質農民2萬人以上，在2000個行政村開展農民綜合素質素養提升整村推進行動。尤其是該《方案》提出實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產業發展能力提升培育行動，以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專業型社會化服務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主體帶頭人為對象，開展主體發展能力提升培訓，支持組織跨區域學習，幫助拓寬發展思路、優化發展路徑，促進產業提檔升級。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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