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編制的年輕村醫

五年前，鏡頭就曾對準過鐘麗萍，那時她是當地鮮見的年輕村醫。她有著哈尼族標志性的黝黑皮膚，又寬又長的雙眼皮，大而明亮的眼睛，豐厚的嘴唇，一笑嘴角便咧到耳根，燦爛地露出上下8顆牙。見著來人她總是笑盈盈地迎上去。大概是因為看到這極具感染力的笑容，不少人說她是村子里最快樂的女孩。

從21歲到28歲，鐘麗萍都在云南省瀾滄拉祜族自治縣酒井哈尼族鄉巖因村當村醫。7年里，她從姨媽的“小跟班”，逐漸獨當一面，鄰村的病人也慕名前來。

鐘麗萍（左）和姨媽張惠仙（右）。受訪者供圖

不過喜歡笑的她并非沒有煩惱。今年夏天，在一檔鄉村勵志女性綜藝節目上，她站上舞臺對著鏡頭講起村醫工作日常。臺下有個村民觀眾沖她大喊：“也要對自己好一點啊！”她愣了一瞬，強忍著眼淚說：“來到這里，希望能幫村里爭取更多醫療設備，也想讓更多人關注到村醫群體，我們很多人都沒有編制。”

根據《2023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3年末，在村衛生室工作的執業（助理）醫師和持鄉村醫生證的人員為110.8萬人，同比去年減少了3.3萬人。從最近5年數據來看，村醫數量整體呈下降趨勢。待遇低、保障差、風險高、任務重，是村醫群體逐漸縮減的主要原因。

以下是鐘麗萍對抗現實職業困境的故事，也是無數年輕村醫的故事。

“推”摩托和“安全感”

早上7點，山間晨霧繚繞，露水蒸騰，鐘麗萍已開始在衛生室里來回穿梭。問診、開藥、扎針、針灸、拔火罐、收費……為了不耽誤干活，村民大都選擇在清晨來看病。一個上午的時間，她在幾十平方米的衛生室里能走近萬步。

巖因村有8個村寨，2000多個村民，多為拉祜族、哈尼族和傣族，村子里大部分年輕人都外出求學、務工，留在家中的幾乎都是老人和兒童。交通不便，加上不怎么會說漢語，生病的村民都十分依賴精通多個民族語言的鐘麗萍。村民們看見她，會笑著喊：“mengpa，mengpa。”那是她的哈尼族名字。

巖因村地處邊陲，去縣城需要在蜿蜒的山路上開車近一個小時，而從這兒騎摩托到緬甸邊境也差不多時間。山路蜿蜒，膽子大的鐘麗萍初中時就學會了“推”摩托。

剛開始做村醫時，她騎車帶著姨媽，背著藥箱，除了帶聽診器、血壓計、溫度計等“老三樣”，還會隨身攜帶鋤頭以便清理路障。因為這里一下雨，土路潮濕得像“糯米粑粑”，稍有不注意，車輪和鞋子就陷進泥里。直到脫貧攻堅，村里修起了水泥路，她上路時才能放下鋤頭。

每個季度，她都會騎著摩托到寨子里入戶隨訪，給高血壓患者量血壓，給糖尿病患者測血糖，監控孕產婦的身體狀況。全村有150個老年人，141個高血壓，6個糖尿病，6個重度精神病患者，鐘麗萍牢記著每個重點監護對象的情況。

衛生室診室的墻上，貼著孕產婦的動態表，詳細記錄著她們的孕次產次和高危因素，鐘麗萍抬頭就能看見。“像個老媽子，管理一個人的一生。”她這樣形容自己的工作。從女性懷孕到新生兒出生、成長、變老、死亡，都有鄉村醫生的參與。

鐘麗萍還會根據村民勞作、生活的習慣調整診療方向。村民愛吃生肉，她今年便收集了200多份糞便送去做土源性線蟲病化驗。每到雨季和換季時，村民易受涼拉肚子，她會提前備好相應藥品。務農時，一些村民意外被馬蜂蜇傷或農藥中毒，她總是反復宣傳自救知識。村里喝酒文化盛行，患有腦梗塞等慢性病的村民便成了她重點關注對象，只要入戶她都會苦口婆心勸說他們戒煙戒酒。

搬運重物時，村民們習慣將籮筐的布帶撐在腦門上，以致許多人脊椎和關節會時不時疼痛。去年在一家基金會幫助下，鐘麗萍在佛山復星禪城醫院進修了針灸、拔火罐等中醫康復理療技能。培訓回來后，她便收拾了一間屋子做理療室，幫村民緩解疼痛。

因為效果不錯、收費低廉，隔壁村的村民也來找鐘麗萍理療。像針灸、拔火罐等以往在城市需要花費上百元的中醫理療項目，她統統每次只收10元，這僅能覆蓋材料成本和一般診療費。其實，鐘麗萍可以收取更高的費用。拿針灸來說，按照指導定價，單是用五根針就可以收10元。而她每次治療都需要用二三十針，算下來，除去新農合醫保能報銷的部分，村民需要繳納的費用也遠不止10元。她可憐鄉親們生活不易，盡量少收甚至不收藥錢。

其實，面對腰酸背痛的病人，一般醫生都會給出減少運動、靜養的建議。但類似的話，鐘麗萍幾乎不講，因為她知道即便講了，病人也很難聽進去。理療室里躺著的都是反復發作的老病人。

鐘麗萍知道，他們得的大多是“勞作病”。清晨，霧氣大到模糊視線，他們就要去挖菌子、干農活。風濕、關節炎、腰椎間盤突出等在村子里太常見了。只要疼痛減輕，他們就會繼續耕作、搬重物，等到疼到受不了再來找她。

每當看著一張張熟悉的臉上露出的痛苦表情，鐘麗萍既心疼又焦急，她希望自己能多掌握一些醫學技能，用更好的醫術幫到他們。

“有時是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在村里，鐘麗萍除了是治病救人的醫生，也是孤寡老人的陪伴者，還是村民瑣碎生活小事的幫手。每次上門，總有老人見她像見到親孫女般開心。有時在外打工的村民還會直接給鐘麗萍轉錢，讓她幫忙給家里人帶去現金或買些日用品。襪子、尿布、米面油她都送過。

鐘麗萍逐漸明白，受限于現有醫學條件和能力，許多慢性病幾乎無法治愈，鄉村醫生存在價值絕不僅僅是“看病打針”，更多的是給予村民一種無可替代的“安全感”。

村衛生室和三代女性的托舉

鐘麗萍對衛生室有著特別的情感。小時候，父母忙著干活無暇照看她，她便跟著姨媽張惠仙在衛生室里長大。張惠仙是村里第一個村醫，很長時間里也是唯一的村醫。

那時，村里的路比現在難走很多，張惠仙去寨子里為村民打疫苗，有時要走上兩三天。遇到不愿接種疫苗的，她要給些食物“賄賂”才行。后來她去誰家，誰家都會把好吃的瓜果拿出來。她說，在巖因村，最受尊敬的有兩種人，一個是醫生，一個是老師。

一開始，張惠仙選擇成為村醫是為了完成母親鐘布霞的心愿。鐘布霞的丈夫在張惠仙還在娘胎時，就因急性闌尾炎去世。那時村子里沒有村醫，去縣城醫院要走上3個多小時，如今看來只是一個小手術就能解決的疾病，卻讓一個家庭失去了頂梁柱。鐘布霞一直對丈夫去世的事耿耿于懷，她堅持獨自養育兩個女兒。母女三人相互支撐經歷的苦，她不愿再多提。

因為丈夫的意外，鐘布霞始終對醫生這個職業充滿了敬畏。讓孩子當村醫的執念開始在她心里發酵。等到大女兒獨立，家里條件終于有所改善后，她堅持將張惠仙送去學校，后來家里唯一一次借錢，就是為了給張惠仙交衛校的學費。

據說就連巖因村衛生室成立的資格也是鐘布霞用酒“討好”各方申請得來的。后來鐘麗萍的父母又出錢買了木材搭建起一個簡易狹小的木板房，這便算是村里的第一個衛生室。那是1999年，農村醫學專業畢業的張惠仙在母親和姐姐的幫助下開始了行醫之路。

送鐘麗萍讀衛校也是外婆堅持的。鐘麗萍原本的夢想是做一名警察。在做村醫之前，她在縣公安局禁毒大隊做了2年多的緝毒協警。她見識過各式各樣毒品藏匿方式，也經歷了不少打斗抓捕場景。“也算是圓過夢了。”鐘麗萍說。

2017年，《“十三五”全國衛生計生人才發展規劃》發布，要求農村每千服務人口至少有1名鄉村醫生。張惠仙想把外甥女叫回來幫忙。她鄭重地和鐘麗萍談了一次話。鐘麗萍最終決定回到她長大的地方，和姨媽一起當村醫。

現在的村衛生室前身是鐘麗萍的母校——巖因村小學。村小關閉后，在村里支持下，姨媽張惠仙將其簡單修繕作為新的村衛生室，原來的學校食堂成了診療室，過去的教師宿舍成了鐘麗萍的“新家”。鐘麗萍回來后接續翻新著村衛生室，墻上淡綠色的漆、多個標識和指示牌都是她的勞動成果。

張惠仙恨不得在最短時間內讓鐘麗萍學會所有實操。那幾年，鐘麗萍從張惠仙那里認識了不少外地專家難以辨識的地方病。她還跟張惠仙一起為產婦接生，給新生兒取了不少漢語名字。

2020年，張惠仙為了照顧生病的公婆和孩子，不得不辭職，留鐘麗萍一人接管。

那也是鐘麗萍最難熬的一年。全年無休，一個人走訪8個寨子，為2000多人提供公衛服務，入戶跟蹤超過300個慢病患者。她的家離衛生室很近，僅有一公里，但是這7年來，她都住在衛生室。

那時，村衛生室還沒通自來水，鐘麗萍要去2公里外的水井挑水吃。每到深夜，村衛生室安靜得可怕，蟲鳴和老鼠撞擊的聲音格外響亮。極致的孤獨讓這個年輕女孩很不適應，“幾乎快抑郁了”。

一天晚上，她疲憊地躺在村衛生室的單人床上思考許久，猛地起身，心里有個聲音吶喊著：“我得快樂起來！”

村衛生室前的空地上，晾曬著鐘麗萍和張娜妥漿洗的醫用床單，種滿了她們喜愛的花和果樹。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歐陽靖雯 攝

衛生室前的空地原先是鐘麗萍讀書時和玩伴最愛的“游樂園”。從那之后，她在上面種滿了她喜愛的花和果樹。梔子花、玫瑰花、薔薇花，芒果樹、李子樹、木瓜樹……它們隨著季節變化循環綻放和結果。她還買了一整套的茶具，將廢棄的一間教室宿舍改造成“茶室”。在忙碌過后，她會獎勵自己一杯好茶。

她還用廢棄的課桌當灶臺，學著做美食犒勞自己，把自己養胖了近20斤。她不愛穿裙子，喜愛寬大的T恤和深色運動褲，對化妝打扮沒興趣。從初中到現在，她的發型一直是扎著一個黑色短馬尾。

她變得越來越樂觀。簡易的淋浴間屋頂破了個大洞，她笑著說：“這樣洗澡就可以看到星星哦。”

“栽不住”和遠方的善意

2022年，“00后”鄉村醫生定向委培生張娜妥的到來，讓鐘麗萍減輕了不少壓力。2010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發布《關于開展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免費培養工作的實施意見》，為鄉鎮衛生院及以下的醫療衛生機構培養人才。一批批農村學生借由該政策成為鄉村醫生的新鮮血液，張娜妥就是其中一員。

兩人分工坐診，外出隨訪，她們一人看病，一人記錄，速度提升了不少。今年，村衛生室的工作因等級創建和電子化改革異常忙碌，熟悉電腦操作的張娜妥承擔了不少整理電子文件等事務性工作。她們是最好的搭檔，也成了親密的朋友。兩人會一起換洗診室的床單被套，一起拍星星、做飯，收拾“菜地”“花園”。看診的收入兩人也平分。

不過，當問起能在村衛生室待多久，張娜妥沉默了一陣，抬頭望著鐘麗萍，眼神躲閃地說：“不知道。”跟她同一批進入各村衛生室工作的同學已經毀約了一大半，離開了鄉村。

“很多年輕人栽不住。”鐘麗萍聽說隔壁村有個村醫剛遞交了辭呈。她衛校的同學絕大多數也都離開了鄉村。

鄉村醫生承擔著農村基本醫療、慢性病防控、公共衛生服務等職能，是農民健康的“守門人”，也是農村醫療的網底。然而，長期以來，村醫都是游離于醫療體制之外、“半農半醫”的農業醫療從業人員。尷尬的身份讓不少村醫面臨較大生活和養老壓力，也讓村醫職業吸引力不斷下降。

鐘麗萍理解那些離開的同行。在她看來，村醫都是“自帶干糧干革命”。雖然承擔著醫療衛生公共服務的責任，身份卻有點像自負盈虧、風險自擔的“個體經營戶”。衛生室所有東西都得自掏腰包，輪椅、擔架、白紙、電腦、床墊、窗簾、太陽能、檔案夾都是，連衛生室的大門都是姨媽張惠仙還在的時候自己裝的。大部分藥品也都需要村醫先墊資。一旦藥品過期，就跟做生意貨物“砸”手里一樣。

目前鄉村醫生收入來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費、一般診療費以及基本藥品補助。算上這些和政府每月500元的補貼，鐘麗萍平均每月收入為3000元左右。在同齡人里，這樣的收入并不算高。而且很多時候，收入是按季度發放，一旦發放不及時，兩個年輕人捉襟見肘。臨近年底，她們今年第三季度的收入還未發放到位。

農忙時節村民來看病的少。每到這時候，鐘麗萍也會去采摘茶葉、收割蜂蜜，用柴火烤土豬肉做成熟干巴拿去賣，像所有勤勞的普洱農民那樣。“姨媽更苦。”鐘麗萍說。20世紀90年代后，村衛生室進入“單干”期。2006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施，賣藥不再成為村醫收入來源。為了維持生活，張惠仙一邊做村醫，一邊養著20多頭豬，還兼職給村小食堂做飯，也做糯米飯拿到街上。

鐘麗萍記錄下每筆愛心捐款花銷。

成為鄉村醫生后，鐘麗萍得到了很多注目和幫助。有人出錢在衛生室門前裝上路燈，有人出錢幫她蓋了一個小涼亭子。這幾年，鐘麗萍開通了視頻賬號。一些遠方的愛心人士看到視頻，給了她不少鼓勵，有的還會主動聯系她捐款捐物。她把每一筆捐款的來源和用途都記在本子上，并為每位愛心人士寄去等值的土特產。

最近有位愛心人士留意到鐘麗萍視頻里的一個小女孩，愿意每個月資助她200元，委托鐘麗萍送到女孩手上。鐘麗萍用視頻記錄了愛心傳遞的過程，讓資助者放心，同時她也逐漸意識到原來自己的能力和責任可以更大。

一提到這些陌生的善意，感性的鐘麗萍就紅了眼眶。“如果沒有這么多人支持，我可能也堅持不下去。”

記者剛見到鐘麗萍時，她正跨坐在一條弧形的支撐管上，和幾個幫手一起安裝乒乓球桌。這是一家基金會專門捐贈給村衛生室的健身設施。

村衛生室對面還有一間特殊的教室。那是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竹蜻蜓社區公益事務中心聯合中國福利彩票打造的巖因村社區兒童友好空間。一到周末，幾十個小孩就會跑來玩。聽到瘋跑的笑聲，她笑稱，村衛生室快成了“托管所”。許多孩子都害怕醫生，但巖因村的孩子很喜歡和鐘麗萍玩。

這些孩子給了鐘麗萍很多感動。有次她碰上危重病人需要及時轉送，怕耽誤病情，在山路上開得飛快，神經一直緊繃著，下車腿就發軟。但回到衛生室，她的心就“融化”了。門上插了好幾束“花”，那是幾個小朋友給鐘麗萍的“禮物”。他們用芭蕉葉包了十幾種路邊的鮮花，在不知道從哪撕下來的粉紅紙片上，用歪歪扭扭的字體寫著：“我們沒有禮物，只有花，祝你七夕快樂，小小世界，天天開心！”

編制之外的期待

鐘麗萍愿意做一輩子村醫，但她也難掩對未來的擔心。如果退休，她可能跟姨媽一樣，只有微薄的養老金。生活最終還得要回歸現實。

村里的孩子送給鐘麗萍的“禮物”。

很長時間里，編制對村醫來說幾乎是遙不可及的。不過，這兩年的政策變化讓村醫群體似乎離編制近了一些。

自去年4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關于實施大學生鄉村醫生專項計劃的通知》以來，多地響應號召探索縣管鄉用與鄉聘村用模式解決村醫編制問題。今年入秋以來，隨著多個地區首批帶編上崗大學生村醫正式進入村衛生室，“年輕人該不該為了編制去當村醫”一度成為網絡熱議話題。

今年8月云南省衛生健康委發布《云南省深化緊密型縣域醫療衛生共同體建設若干措施（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推進醫療衛生人員縣管鄉用、鄉聘村用。在核定的編制總量內和優先保障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用人需求的前提下，醫共體內人員實行全員崗位管理，對人員實施統一招聘、培養、管理。績效工資總量和人員待遇應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傾斜。這讓鐘麗萍看到了新希望。

鐘麗萍密切關注著相關政策和網友討論。有人說，“村醫入編”意味著村醫的身份不再“尷尬”，提升了村醫職業吸引力和社會地位。也有人擔心編制背后的待遇保障落實問題。在社交平臺上，不乏年輕村醫發出“勸退”或放棄的聲音。

最近，鐘麗萍所在的瀾滄拉祜族自治縣也迎來了首批“入崗即有編”的大學生村醫。不過即便有編制，其中有3個村衛生室卻因為無人報名而取消原定招聘計劃。

鐘麗萍認真想過：如果編制背后沒有完善的配套激勵措施、更寬廣的職業發展空間、更實惠的福利待遇，那有沒有編制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鐘麗萍還關注到，不少地方公告要求：“納入事業編制的大學生鄉村醫生在村衛生室服務時間不低于6年，須在簽訂聘用合同之日起3年內考取執業（助理）醫師資格。”綜合各地多項政策來看，獲得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證是大學生村醫保留編制的必要條件，也很可能是未來村醫落實編制、打通職稱上升渠道的敲門磚。

而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證是許多村醫的攔路虎。比起村醫上崗必備的鄉村醫生證，考取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證的難度成倍增加。據有關方面的數據，2023年，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考試全國通過率只有23%，也因此被稱為我國“最難的考試之一”。

相比于大學生，像鐘麗萍這樣的村醫通過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證的概率可能更低。一般村醫考試能力較薄弱，而且并非所有村醫都具備報考資格。該考試除了對學歷和工作經驗有要求，對專業也有一定限制。根據《醫師資格考試報名資格（2014版）》規定，基礎醫學類、法醫學類、護理（學）類、醫學技術類、藥學類、中藥學類等醫學相關專業，其學歷不作為報考醫師資格的學歷依據。所以藥學專業的鐘麗萍至今沒有考試資格。

當地一名鄉鎮衛生院院長透露，目前狀況是“本地人難通過，外地人留不下”。去年鐘麗萍所在的鄉衛生院舉辦了相關考試培訓，但截至目前該鄉僅有一位村醫取得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該院長稱，類似的考試培訓是否常態化舉行，要看未來有沒有相關經費支持。

鐘麗萍也覺得外地人很難長期留下來做村醫。身為本地人的她都需要時間適應工作。如果換作外地人，語言不通、生活習慣、觀念不同，他們可能難以獲得村民的信任，加上工作繁雜，收入微薄，鐘麗萍很難想象外來的年輕人如何克服這些問題。

“關鍵還得靠本地人才。”當地一位衛生部門相關工作人員認為，外地人可能只是將村醫編制作為跳板，短暫回到農村，只要有合適機會就會選擇離開，本地人才更有可能扎下去。

未來，鐘麗萍想做的事還有很多。她想繼續學中醫，琢磨考執業（助理）醫師證的法子。她想做電商，貼補家用的同時也幫更多村民增加收入，即便她還沒學會如何在平臺上掛購物鏈接。她想記錄生活，向來過的視頻博主取經，即便也不一定有精力去打磨拍攝剪輯。

讓更多人關注村醫群體，關心村民生活，這是她樸實的心愿和動力。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歐陽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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